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来院视察指导
4月13日，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视察指导并进行专题讲座。
“中国几代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符合伦理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接轨的器官捐献体系。”讲座中，他阐述了中国器官捐献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器官捐献与分配体系建设，畅谈着移植医生的中国梦。
图为黄洁夫主任在湘雅二医院讲座
器官供体缺口大，行政管理体系落后是主因
“每年100万终末期肾病接受透析的患者，30万患者死于终末期肝病。在130万中，约30万患者有移植指征，但只有1万人得到移植机会，供需比约为1：30。”黄洁夫主任介绍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每年约有800多万人因各种原因去世，其中约40%符合器官捐献的标准。
“落后的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管理体系的建设。” 他认为，器官捐献管理体系的建设，是造成器官供需矛盾的主要原因。
“原来总说中国器官捐献的障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弃之不孝’这样一种理念，其实孔夫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弃之不孝’，而是提倡‘用之大孝’，用它去救人，就是大孝。如果孔夫子还在的话，他肯定第一个支持公民自愿捐献。”黄洁夫主任说。
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破除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我国器官移植起步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得到飞速发展。“发展至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符合世界公认的器官来源。”黄洁夫主任介绍，现在我国器官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DCD公民自愿捐献，二是亲属活体捐献，三是死囚捐献。在这三个渠道中，因为我国司法“少用、慎用”死刑的发展方向，死囚器官会越来越少。而亲属间的捐献，对于供体来说意味着很大的创伤，而且并不完全符合医学准则。因此，公民自愿捐献才是真正可发展的道路，他代表了未来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方向。
“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将给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带来颠覆性的重生，而目前正处转型的关键时刻。”黄洁夫主任说。
建立公开、透明、可持续的管理体系
“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体系迫在眉睫，关系到器官移植事业的生死存亡。”黄洁夫主任说。为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登记、捐献体系，促进公民自愿捐献率的提高，避免陷入市场行为。中国卫生部与红十字会2010年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着手建立中国的器官捐献、获取和分配体系。三年来，DCD器官捐献试点，共完成了700多例捐献。黄洁夫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黄洁夫主任介绍，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独特的法律依据和组织框架；二是心死亡、脑死亡、心脑死亡三类死亡标准；三是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救助体系。
“有了自己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就能扬眉吐气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发言，这是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黄洁夫主任说。
三类死亡标准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最大贡献
DCD按英文直译是心跳（循环）死亡捐献，是被全世界接受的概念。黄洁夫主任介绍，除了脑死亡捐献外，国外同样有心跳死亡的捐献，同时，近年来，心跳死亡的捐献已经逐步成为主体。
“和中国文化一样，心脏死亡也是世界各国判断死亡的标准。呼吸机运用后，才有脑死亡的概念。”黄洁夫主任说，现在已经发现单纯的脑死亡已经无法覆盖死亡的全部定义，应该是有脑死亡，也有心死亡，中国的创新就是加上了中国的心脑死亡标准。
在即将出台的中国捐献体系中，将包括心死亡、脑死亡、心脑死亡三类标准，被认为是中国对全球器官捐献体系的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器官捐献长远要走的路，也是世界器官捐献与发展的路。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疗服务监管司周军副司长、评价处刘勇处长、王毅主任以及湘雅二医院院长周胜华、党委副书记黄江生、副院长徐军美和部分科主任、医护人员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移植专家聆听讲座。
湘雅二医院院长周胜华在讲座前简要介绍了医院历史沿革、医教研、人才梯队、国际交流以及医院器官移植基本情况。他认为，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代表着中国移植医学事业的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将可给更多移植患者带来生的希望。湘雅二医院自2010年参加DCD试点工作，完成例数居省内前列，而今年，医院将DCD工作列入了医院党政工作要点。
黄洁夫主任（左四）在周胜华院长（右三）等的陪同下参观临床技能训练中心
黄洁夫主任（中）与胸心外科主任周新民（左）及心肺联合移植患者小郑（右）合影
讲座后，黄洁夫主任来到医院临床技能训练中心参观，还看望了心肺联合移植术后10年、在医院图书馆上班的小郑，并与他亲切交谈。